最近，在杭州濱江區(qū)舉行的《穗廬有信：文人信札展》受到了眾多書畫愛好者的追捧。

這次展覽由中國美術學院孫善春教授擔任學術支持，呈現(xiàn)了包括宋慶齡、齊白石、張大千、徐悲鴻、劉海粟、老舍、周揚等眾多近代文人名士的往來信札作品80余件，為觀者了解文人名家提供了絕佳通道。

專家以為，“書如其人，信札之為書，最見才情，以其私，以其真，以其生活日用”，細觀這些信札，確是此論的最佳注腳。

筆者最有興趣的，是宋慶齡、徐悲鴻、劉海粟、老舍四人致周揚的信札。周揚是我國著名作家、文藝活動家，是現(xiàn)代文學史繞不開的人物。宋慶齡等人給他的書信，時間跨度為1951年至1954年，不僅是寫信者書法藝術的直接體現(xiàn)，更是研究這一時期新中國文化動態(tài)的珍貴資料。

宋慶齡致周揚信札一通二紙。宋慶齡先生在信中感謝周揚贈送的美術作品選集，并提及1951年10月19日于北京舉行的紀念魯迅誕辰70周年和逝世15周年大會。這是新中國成立后，在全國范圍內首次舉行紀念魯迅的大會。

徐悲鴻致周揚信札一通，闡釋了徐悲鴻與劉海粟二位巨匠的世紀恩怨。這段恩怨一直以來是中國近代美術史上的一樁公案。后世對此研究，多圍繞1953年徐悲鴻致時任文化部長周揚先生的幾通書信展開，目前可見書信共四封，分別寫于1953年6月1日、6月5日、6月18日和7月8日。此次展出的長函，書于1953年6月1日，共1500余字，為四封致周揚信件中書寫時間最早、篇幅最長，甚至可說這是目前市場可見最長的一件徐悲鴻信札。這封《徐悲鴻致周揚信札》不僅具有非凡的歷史價值，更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。信札正是徐悲鴻放松狀態(tài)下的創(chuàng)作，最能表現(xiàn)其書法脫胎自魏碑的特征。

另有齊白石致伊藤為雄的一組信札，也引起了美術史家的高度關注。

齊白石晚年定居北京，好友陳師曾將其推向日本市場后，一炮而紅，引來日本粉絲無數，伊藤為雄便是其中之一。齊白石《致伊藤為雄信札》共26通，時間跨度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晚期至三十年代中期。信中，老人對伊藤的稱謂由最初的“先生”變?yōu)椤叭实堋�，可見二人交情的逐漸深入。信函內容極其豐富，從中可窺見齊白石的個人志趣和藝術追求，以及當時作品的市場行情，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。而字里行間透出的老人獨有的詼諧與機智，以及對友人的情意與關懷，更向世人勾勒出一個生動豐滿的畫家形象。

細賞“穗廬有信”展出的書信，內容包羅萬象，學術交流、社會現(xiàn)狀、人情往來應有盡有。透過書信，不僅讓人們看清這些大咖的交游生活，還能了解當時百態(tài)，為當時的學術史、美術史、教育史、社會史等提供了鮮活史料，具有很高的收藏及學術價值。